古希腊的法理学主要围绕自然法理念而展开。
原因在于，数字平台常常处在技术垄断、知识垄断、信息垄断甚至市场垄断的地位。2019年，有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再提数字权力，认为在微观上，数字权力支配着数字网络的行为者和用户的行为，并将他们的活动痕迹转化为大数据网络。
那么，是否还应该有另一种积极派，即支持抑恶扬善，强调规制与引导并存的一派？未来的数字法治能否有效和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一味地警惕和谨慎，只能导致消极的规制而缺乏积极的向善引导。实际上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数字技术对市场主体、市场秩序的支配力已经达到无法用传统民法和既有的经济法来规制的地步，所以他强调既有制度与新型制度的有机配合。比如经济学家看到了数字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此外，政府掌握的数据量远远不如数字技术企业多，政府的算力也弱于数字技术企业，二者处于不对等地位。数字权力与传统权力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接受法治的控制。
判断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权力是否应该被纳入法学的权力范畴，该权力是否具有法律性质，进而其可否成为实定法层面的法律概念，关键是看是否有必要采取更强化的特殊规制措施来对这种新权力进行规制，即把平常对企业的规制上升到更高形态的规制，从而建立更优化的法治秩序结构。有学者研究出了一种反事实解释（Counterfactual Explanations）方式，这是在未打开黑匣子的情况下可进行的一种解释方式，被称为一种新的轻量级解释方式。另一方面，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彰显了当代中国人权体系的时代性、丰富性。
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价值追求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坚持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进入专题： 人权 。人民主体地位要求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这具体表现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权保障的根本保证。第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人权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历史阶段的权利保障往往受制于该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权制度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
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从领导力量、道路方向、核心理念、权利体系、保障方式、价值追求、国际使命七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基本经验和特征，构成了系统、完备、科学的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体系。权利体系论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到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既反映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阶段性，也反映了中国人权体系结构的丰富性。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以西方的模式为圭臬，必须要结合特定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评价一国的人权事业。
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是一切人权中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权利。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面向，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价值指向。要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和最终价值取向上来界定的，体现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实现内在统一的一种方向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人权事业建设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确立了中国人权事业的首要任务。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中，佛教十业观念融合为律典十恶重罪，道家思想等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治实践。中华法治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自在、自觉到自强逐步发展而来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必须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高扬法治自信，增强法治定力，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继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华法治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华法治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承发展中坚定中国法治自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更加坚定中国特色法治自信。中华法系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
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化创新性，在法治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2月28日 进入专题： 中华文明 法治自信 。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和衷共济的治世之道、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已深刻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深处，并对世界法治文明产生深刻影响。要坚定文化自信、要秉持开放包容、要坚持守正创新，讲好历史上和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总结好中华法治文明的深邃智慧，提炼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政理法理哲理，在古今法律文化滋养和中外法治文明互鉴中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面向未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具体到法治领域，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历史，深刻认识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中华法治文明兼收并蓄的制度包容性，坚持胸怀天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从我国法治实践中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中华法治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法治文明雍容博大、气象恢宏，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法制见证。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定法治自信，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
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先秦三苗之刑转化为后世正统五刑，诉讼与调解制度在元代得到创造性发展。中华法治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法治文明崇尚仁爱，追求和平，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法制表达。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治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法治文明多元一体，主线分明，是中华大一统理念的法制呈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阐述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一脉相承、紧密相关，是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法治文明、深刻理解中国法治自信、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根本遵循。中华法治文明史上的历次变法，如战国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变法等，都是改革和法治的紧密结合、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
中华法治文明有着内在统一的法文化智慧，如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古老的中华法系必将迎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法制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中华法治文明从不搞强加于人，但也绝不接受霸权殖民。